我們按時間順序梳理一下世界制造歷史上“五極”出現的前因后果。
第一極：歐洲制造開風氣之先
自18世紀末開始，在工業革命和工業化浪潮的影響下，國際力量對比逐漸變得不利于舊有的一流強國，而有利于那些既有資源又善于組織利用新生產工具和新技術的國家。工業革命的發源地——英國率先轉型成功。英國經濟在1800 年以前已呈蒸蒸日上之勢;到 19 世紀下半葉，西歐多國也取得了類似英國的長足進步。殖民優勢帶來的資本原始積累和世界市場的成功開拓，將工業革命點燃的歐洲轉型之火燒得更旺，歐洲成為歷史上制造業“覺醒”的最早一極，在 19 世紀中葉確立了全球優勢。
以蒸汽機的發明和廣泛使用為標志的第一次工業革命，讓英國從田園牧歌的農業時代奔向以紡織、鋼鐵、造船等為代表的煙囪林立的大工業時代。從伯明翰到曼徹斯特，從格拉斯哥到南威爾士，從蘇格蘭到倫敦工業區，幾乎遍布整個英國國土的工廠如雨后春筍般蔓延開來。借助大航海貿易的東風和瘋狂的殖民擴張，大英帝國把商品投放到了全世界幾乎每個角落，其在全盛時期統治著約占全球四分之一的疆域和人口，控制了幾乎所有的海域。當世界上其他國家大都還在農耕文明邊緣徘徊之時，英國率先完成了工業革命，建立了強大的制造業部門。19 世紀 20 年代，只有不到 2000 萬人口的英國卻占據了世界工業總量的 50%，即使后來其市場份額因法國、德國、美國等工業強國的崛起而有所下降，1870 年的英國仍然占據著全球工業總量的約 32%，居世界首位。直到 19 世紀末，英國的工業霸主地位才被美國超越。在兩次世界大戰中，英國受損嚴重，國力遭到大幅削弱，但仍保有強大的工業基礎。“二戰”結束后的 20 世紀 50 年代，只有 5000 多萬人口的英國，有近 900 萬人從事制造業，另有 90 萬人是煤礦工人。1950 年，制造業對英國 GDP 的直接貢獻占比達到三分之一，英國的出口貿易額占到全球工業品出口額的四分之一，比戰后的德國、法國和意大利加起來還要多。直到 20 世紀中后期，英國經濟避實就虛，開啟了“去工業化”進程，制造業才日漸式微。
在英國崛起和對外殖民擴張的過程中，從經濟角度來看，強大的制造業和商品貿易是驅動其世界霸業的兩個輪子。工業革命時期，英國雖然失去了北美殖民地，但不斷在大洋洲、亞洲等地擴張新的殖民地以彌補其損失，并通過《航海條例》禁止殖民地之間進行自由貿易，不允許殖民地發展危及其帝國地位的制造業，牢牢地把商品制造和商品貿易的權利掌控在自己手中。
在英國取得經濟霸權后的幾十年時間里，隨著交通運輸條件的大規模改善，工業技術加速從一個區域向另一個區域轉移。在自由貿易思想廣泛傳播、關稅壁壘削弱和其他重商主義措施的影響下，歐洲諸國先后進入工業化階段。其中最為突出的代表是德國，其憑借獨特的科技優勢，在 19 世紀中葉開始步入世界工業生產和貿易國家的前列。
19 世紀 30 年代，德國發生了它的第一次工業革命，其間涌現出了一批世界知名的科學家兼工程師。德國啟動了世界上最早的真正意義上的企業實驗室，利用基礎研究的突破、煤化學科研新成果，率先開創了現代化學工業，發展了合成化學技術及工業，由合成燃料帶動合成纖維、制藥、油漆、合成橡膠、造紙和酸堿工業的快速發展，引領世界進入了合成化學和人工合成品時代。到 1895 年，德國所有產業的產量全部超過英國，其成為世界制造中心。
第二極：美國制造奪取霸主寶座
在獨立后的半個世紀里，美國幾乎沒有自己的制造業，因為之前英國憑借強大的制造能力、充裕的資本所提供的優質廉價商品，如潮水一般淹沒了美國孱弱而幼稚的制造業。英國嚴禁北美殖民地興建煉鋼高爐和軋鋼廠，也不允許開辦不以本地消費為目的的日用商品制造廠。當時美國的制造業基本上都是家庭作坊，所謂的工人主要是木匠、鐵匠、鞋匠等。
美國獨立之初，面對英國的打壓，對發展制造業仍存在很大的分歧——出生于弗吉尼亞州的一位開國元勛托馬斯·杰斐遜習慣并喜愛傳統的南方莊園生活，希望維持世外桃源式的農業社會;另一位開國元勛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則堅持美國必須擁有強大的工業，并于 1791 年 12 月向國會提交了著名的《關于制造業的報告》。在這份報告中，漢密爾頓指出，每個國家都應該把人民生活所需要的衣、食、住、行等生活物資的生產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必須發展制造業，因為制造業的發展與國家真正意義上的獨立是密切相關的，是一個國家經濟獨立的基礎和前提。當時美國的社會經濟由依附于英國的種植園主和大商人主導，漢密爾頓的提議并未受到重視。盡管托馬斯·杰斐遜“農業立國”的主張起初受到歡迎，但殘酷的現實讓美國人民最終認識到，沒有強大的制造業，就沒有國家富強的基礎。
在漢密爾頓所提經濟政策的主導下，美國大幅提高關稅以保護本國的幼稚工業，強力發展美國未來的戰略性優勢產業，即制造業，而不是當時的靜態比較優勢產業，即農業。而后，美國的紡織、鋼鐵、煤炭等產業迅速崛起。以鋼鐵為例，1886 年，美國成為全世界最大的鋼鐵生產國，到 19 世紀末，美國的鋼材產量已經占到全世界總產量的約三分之一，賓夕法尼亞州、俄亥俄州、印第安納州和伊利諾伊州的鋼鐵廠逐漸成為規模龐大、資金實力雄厚的大型工業企業。其實，早在南北戰爭結束后，美國隨即迅速進入工業化進程，19 世紀 70 年代末其國內生產總值已經超過英國。1870 年，英國的制造業產值仍占據世界四分之一的份額。1894 年，美國制造業產值首度超越英國，問鼎世界第一制造大國。美國在奪取了世界第一寶座之后的 110 多年時間里，始終維持著世界制造業霸主的地位。20 世紀初，美國制造業產值占全球制造業產值的三分之一左右，“二戰”爆發時大約是日本和德國產值之和的兩倍，“二戰”結束后更是占據了整個世界的半壁江山。時至今日，美國看似走衰的制造業，其實仍然擁有強大的影響力和生命力。
第三極：日本制造成就“日本奇跡”
在中國遭遇西方入侵的鴉片戰爭之后十數年，日本于 1853 年發生“黑船事件”，日本幕府被迫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向美國等西方列強開放港口。1868 年，明治天皇建立新政府，推行近代化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大力發展教育，以“富國強兵、殖產興業、文明開化”為號召，大張旗鼓地發動明治維新運動，最終促使日本加速走上資本主義道路并躋身近代資本主義強國行列。明治維新之后，日本通過學習歐美國家近代工業化的經營理念、制度設計，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和設備，不斷加快工業化進程，改變了原先制造業基礎薄弱、產業結構不合理的狀況，奠定了制造業發展的堅實基礎。
日本制造能夠繼歐美之后崛起為世界制造的“第三極”，還有賴于日本人強烈的危機意識和根深蒂固的“制造文化”。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現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前主任傅高義在 1979 年出版的《日本第一：對美國的啟示》一書中感慨道，“日本的國土面積小，工業原料資源有限，人口稠密，多自然災害，這樣一個國家卻能在短短一百多年的時間內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一度讓歐美世界惶惶不安”。其實，并不理想的地理環境和自然資源稟賦，恰恰造就了日本特殊的制造理念。日本人自己認為，如果沒有制造業，日本將再無可依靠者。在制造模式上，日本發明并完善了精益制造生產方式，豐田的崛起就是精益制造的成功典范。豐田采取準時制(Just In Time，JIT)，全員積極參與改善生產流程，該理念超越了美國福特流水線規范化大生產理念。憑借優異的質量控制和性價比競爭優勢，豐田在兩次“石油危機”的助力下，對歐美汽車廠商造成了巨大沖擊。
憑借在全球市場搶占的制造業份額，日本積累了巨大的財富。1985年，日本取代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債權國，日本制造的產品充斥全球。以收購美國洛克菲勒大廈為標志，日本掀起所謂“購買美國”的熱潮，對美國朝野產生極大震動，日本資本瘋狂擴張的腳步，令美國人不由得驚呼“日本將和平占領美國”。
物極必反，就在 20 世紀 80 年代中期，日本被迫與美國簽訂了著名的“廣場協議”，日元升值，日本經濟增長沖頂之后泡沫破裂，陷入漫長的發展低谷。日本經濟總量最高時曾經占全球生產總值的 17.8%，這一占比在 2017 年降至6.057%，2021 年進一步降為 5.14%。
得益于雄厚的制造業實力，日本曾占據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位置幾十年時間。而日本經濟總量占全球比重的下降，自然也與日本制造業的衰落息息相關。不過，由于日本已經建立起完善的高端工業體系，現在日本制造業在全球工業供應鏈中仍然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2011 年日本福島大地震引發核泄漏危機帶來的后續影響提醒人們，日本在一些重要但通常容易被忽視的領域(如精密零件和材料)仍然具有極強的比較優勢。舉例來說，其時日本半導體生產商瑞薩占據著全球近 50% 的車用微控制器市場(2021 年這一市場份額降至 19% 左右)，當瑞薩的微控制器工廠因地震而停工時，從日本汽車制造中心名古屋到美國亞拉巴馬州的組裝工廠，都因“缺芯”而被迫停頓。
第四極：“龍虎”經濟體順勢承接，金榜題名
日本是亞洲第一個在 19 世紀末成功復制工業革命的國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已經是世界工業化俱樂部的成員，是亞洲唯一的發達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從廢墟上重建，利用朝鮮戰爭，以極快的速度恢復經濟并躍升到世界前列，又成為亞洲第一個在 20 世紀上半葉基本完成工業化的國家。在世人眼中，日本總在創造奇跡，它的再度崛起似乎只能說是亞洲的一個例外。
19 世紀 50 年代初期，工業化水平很低的4個亞洲經濟體(韓國、新加坡、中國臺灣地區和中國香港地區)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只有 100 美元左右。然而，從 20 世紀 60 年代中期開始，它們的經濟在二三十年的較長時期里持續快速增長，成為新興工業化經濟體，創造了“日本奇跡”之后所謂的“東亞奇跡”(其實其中的新加坡位于東南亞地區)，工業由勞動密集型產業逐步發展為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因此它們得了“亞洲四小龍”的名號，這著實讓不少產業分析專家大跌眼鏡。
1965—1973 年，“亞洲四小龍”的地區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從 7.9% 到 12.7%不等，而同期低收入國家和地區的年均增長率只有 5.6%，下中等收入國家和地區為 6.8%，上中等收入國家和地區為 7.7%，市場經濟工業國家和地區則為4.7%。在其后的1974—1984年，它們的地區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從7.2%到9.1%不等，而同期低收入國家和地區的年均增長率為 5.3%，下中等收入國家和地區為 4.2%，上中等收入國家和地區為 4.5%，市場經濟工業國家和地區為 2.4%。
進入 20 世紀 80 年代后，東南亞地區的印度尼西亞、泰國、馬來西亞和菲律賓繼續承接國際產業轉移，有過十幾年的經濟高速發展時期，被稱作“亞洲四小虎”。
亞洲“龍虎”上榜，其實就是典型的在生產過剩條件下，制造業發達國家向制造業欠發達，但具備良好海運港口條件的地區轉移勞動密集型加工生產線的產業外移。后者順勢而為，從積極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起步，充分發揮各自的比較優勢，擴大出口，不斷加深外向型經濟程度，通過不斷積累資本和技術，逐步升級到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乃至信息密集型產業。
例如，韓國在特定階段采取了有選擇、有重點的產業政策。而技術創新為韓國的經濟發展提供了強大的動力。韓國的技術創新經歷了引進—消化—吸收—自主創新的歷程。經過多年發展，韓國形成了較為完備的以企業為主體、產學研結合的技術創新體系，企業成為技術創新的主體。
而新加坡在 1965 年脫離馬來西亞而獨立時，只是一個破落不堪的海港小城，盡管占據了地理位置與海港運輸上的優勢，但國土面積狹小(僅數百平方公里)，自然資源匱乏，連淡水供給都有困難。新加坡在建國之初，工業基礎薄弱，百業凋敝，失業人口眾多，這樣一個國家如何一躍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當時，在李光耀的領導下，新加坡根據本國的地域特點和現實情況，把經濟發展模式定位為“外向型、開放型”，取消了 300 多種關稅，大力引進外資，在土地、稅收方面給予外資優厚待遇。新加坡迅即成為全球的“投資天堂”和“世界工廠”。新加坡依靠外資的大力推動，通過十多年時間的努力，實現了國家經濟的飛躍。尤其是在以制造業為主導的外向型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時，新加坡政府適時提出了“第二次工業化”的發展理念，推進經濟轉型與產業升級，完成了從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向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的工業和服務業的跨越。秉承這一理念，新加坡在 20 世紀 90 年代形成了高新技術經濟、知識經濟新局面。
順應世界產業轉移大潮，承接發達國家的外遷勞動密集型產業，從而積累資本，因地制宜地提升本土制造業層次的成功經驗，證明后發者也有自己的發展優勢：可以學習發達國家的經驗，根據本土要素稟賦特征制定適宜的產業政策，借鑒和應用已有技術實現技術的跨越式發展，趕超發達國家。
中國制造：第五極“覺醒”
1817 年，試圖與清政府商談貿易問題的英國外交官阿美士德鎩羽而歸，返國途中他經過監禁拿破侖的圣赫勒拿島，于是拜訪了這位傳奇人物，想聽聽他對中國問題的看法。阿美士德認為，中國的專制統治者冥頑不化，只有通過戰爭敲開中國的大門，才能使他們明白打開國門對雙方都有好處的道理。拿破侖對此不以為然：同這個幅員遼闊、物產豐富的帝國作戰，開始時你們可能會成功，但你們也會讓他們明白他們自己的力量——他們會思考;他們會建造船只，用火炮把自己裝備起來;他們會把炮手從法國、美國，甚至你們英國的倫敦請來，建造一支艦隊，把你們打敗。阿美士德反駁說，中國表面強大的背后是泥足巨人，很軟弱。對此，拿破侖表示懷疑，他認為中國并不軟弱，它只不過是一頭沉睡的雄獅。以今天看來，獅子睡著了，連蒼蠅都敢落到它的臉上肆無忌憚地爬來爬去。但中國一旦被驚醒，世界都將為之震動。
近代中國主權淪喪、文明衰敗，已傳承數千年的古老文明面臨著不是亡國滅種就是湮沒無聞的悲慘命運。中國人民不甘沉淪，經過浴血奮戰，終于掙脫了列強的枷鎖，投身于大規模工業化建設中。沉睡的“東方雄獅”開始覺醒，社會和經濟面貌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特別是改革開放之后，中國抓住全球制造業梯度轉移的機遇，制造業生產能力突飛猛進，經濟總量、制造業產值、進出口貿易額、利用外資規模等重要指標躋身世界前列，創造了“中國奇跡”。
中國制造在大機器生產時代的重新崛起，是古老文明大國的一次經濟復興，其對世界的貢獻和影響無比巨大。
(本文摘錄自人民郵電出版社2022年10月出版的《中國制造：民族復興的澎湃力量》第三章，文章標題系編者所加)